編者按

本文接著《英國AA建筑*校友分享建筑專業(yè)學習心得(上)》繼續(xù)講一個關于類型學和地平面的故事。除了文章本身,我的一點"私心"也是想向有志學子們展示AA理論性的一面。

回顧:《上篇:類型學層面》內容摘要

*部分 大都市狀態(tài)中的地平面概念

地平面場景模式(the ground scenario):在多層次平面上展開的空間序列組合,不僅反映空間關系也反映其背后的經濟關系與文化認知。

第二部分 研究方法:類型的細分的概念

類型的細分(the subdivision of type):一個獨立的類型(an independent type)不再是不可分割的單體,而是由一套子類型體系(a systemic set of subtypes)組成的綜合體。類型的細分是一種操作手段,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視角。

第三部分 類型的細分視角下密斯的建筑語匯

通過密斯從"展館建筑類型(architectural pavilion type)"到"展館式場景模式(pavilion scenario)"再到"展館城市類型(urban pavilion type)"的建筑演進過程,論證了地平面場景模式作為一種子類型如何作為介質引發(fā)其母類型的變換。同時也對主流觀點中密斯歐洲時期與美國時期有顯著變化的論斷提出質疑。在類型細分的視角下,密斯的建筑語匯展現(xiàn)的是類型學意義上的變換序列。

第四部分

地平面場景模式作為建筑的子類型

如上篇中所述,本文將密斯凡德羅美國時期的高層建筑定義為展館城市類型(the urban pavilion type),1960年代建于紐約的西格拉姆大廈(Seagram Building)為其典型代表。西格拉姆大廈作為一種新的展館城市類型是由巴塞羅那館(Barcelona Pavilion),即上篇中定義的展館建筑類型(the architectural pavilion type),變換而來的;其中重要的一個轉換步驟體現(xiàn)在伊利諾伊理工*校園規(guī)劃(IIT Campus Master Plan)中。然而,如果我們對比這一系列變換的原始類型(巴塞羅那館)與*終得到的新類型(西格拉姆大廈)會發(fā)現(xiàn)其原始類型并不具備新類型中具*重要的城市屬性。那么,是什么帶來了這樣本質的轉變?

答案正式本文要探討的重點:在新舊兩個不同的類型中有一個共同子類型 - 地平面場景模式(ground scenario),正是這個子類型發(fā)生的變化帶來了其母類型的質變。本文接下來要回答的問題是:在這樣的語境下,地平面場景模式作為子類型到底是什么?這一子類型與其母類型的相互作用又是怎樣的?

首先,地平面的概念可以被定義為一個物理上連續(xù)的平面。在常規(guī)意義上,高層建筑被看做大都市中*重要的填充物(urban infill),比如高樓林立的紐約。這些高層建筑正是扎根于城市的地平面,與來自城市的使用者豐富的互動關系也發(fā)生在這里。縱觀現(xiàn)代高層建筑的發(fā)展歷程,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的經典高層設計無疑是其中的典范。在1930年代末,密斯將工作重心從歐洲轉移到美國,美國的資本主義經濟與城市模式促發(fā)了他建筑語言的轉變。作為對這種新的大都市狀態(tài)的回應,密斯在他的高層設計中發(fā)展出了創(chuàng)造性的基于地面層的語匯(the innovative gesture on the ground layer),建立了具有范式意義的‘密斯式高層(Miesian high-rise building type)’的建筑類型,比如坐落在紐約的西格拉姆大廈(Seagram Building)。這座建筑與地面相接的處理方式在當時是革命性的,體現(xiàn)了密斯的城市觀;后來甚至影響了紐約*關于高層法規(guī)的制定。在幾十年之后,同樣是基于紐約的對大都市的解讀,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從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曼哈頓主義(Manhattanism)"和"擁塞文化(Culture of Congestion)"的宣言。在《癲狂紐約》(Delirious New York)一書中,庫哈斯指出大都市的高層建筑是被擁塞的地面層所驅動的,這種方式標志了當代大都市文化的本質特征。*具代表性的案例是曼哈頓下城健身俱樂部(Downtown Athletic Club),集中體現(xiàn)了高層建筑的功能配置是對于其地面層的垂直重復疊加。密斯與庫哈斯對大都市語境下建筑地平面的理解與設計上的操作手法形成了有趣而矛盾的對比。后文中將基于密斯的建筑語匯從類型學的層面上探討地平面的問題,關于庫哈斯的討論將更多地在本文的下篇中涉及。

在對密斯建筑語匯的研究中,《密斯在美國(Mies in America)》一書指出,底層平面(ground plane)和屋頂平面(roof plane)在密斯的建筑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密斯式的高層建筑中,經典的設計手法是將底層平面和屋頂平面所形成的空間夾在常規(guī)意義上的地面和均質的塔樓中間。構成該空間的要素通常有廣場,底座(plinth),底層架空柱(pilotis),連接部(spine)和景觀,等等(fig 3)。正是這些空間要素共同組成了本文所說的地平面場景模式這一子類型。它們的相互作用重新架構了常規(guī)意義上的地面,為使用者創(chuàng)造了即微妙又顯著的空間體驗。在西格拉姆大廈的設計中,通過塔樓的后退留出了城市廣場。這樣的地平面場景模式為它周邊質密的城市肌理提供了一片意想不到的開闊空間,就像結構嚴密的樹葉細胞中穿插著的氣孔。同時,在底層平面中又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空間層次,層層漸進:實體界面 - 透明性界面 - 底層架空柱所形成的更開放的空間 - 開放的廣場(fig 4)。這樣具有滲透性的地面層空間組合反映的是密斯對于城市空間性的態(tài)度與策略。所以,本文認為在密斯可以被稱為展館城市類型的高層建筑中,地平面場景模式這一子類型是*具有主導性的特征。也正是這一特征將密斯的高層建筑與同時期其他高層建筑區(qū)分開來。從更本質的意義上來說,這種空間手法的背后蘊含著一種新的機制,即私有化的公共空間(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西格拉姆大廈廣場上豐富的文化與商業(yè)活動反映了該廣場作為城市公共空間的屬性。

在西格拉姆大廈建成不久之后,紐約市*通過立法的方式承認了這種地平面場景模式的指導性地位。1961年紐約的土地使用法規(guī)定,高層建筑通過在地面層提供城市公共空間可以獲得在塔樓空間上的補償。該立法有著廣泛的影響,大量高層建筑為了獲得更多的建造空間而在底層設置了對公眾開放的廣場,紐約的城市地平面從此有了不一樣的空間肌理。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一種空間組合方式作為范式的意義,它代表的不再是某個具體的案例,而是一類有著相同屬性的空間模式。西格拉姆大廈的例子證明了由空間模式促生了一種新的空間經濟關系的可能性。

至此,我們也應該清楚了作為子類型的地平面場景模式的具體所指及其意義。

相比之下,在當代依舊盛行的"塔樓-裙房" 模式中,裙房通常將建筑用地占滿,體現(xiàn)的是一種經濟利益驅使下的空間結果。對于"裙房-塔樓"模式的重要理論辯證可以追溯到庫哈斯在《癲狂紐約》一書中提出高層建筑是擁塞文化的一種物化(materialisation)的觀點。庫哈斯以下城健身俱樂部(Downtown Athletic Club)為典型代表明確指出,高層建筑的每一層都是對其地面層的復制疊加。由此,曼哈頓布滿高層的街區(qū)是城市網(wǎng)格在空間上的"擠出"(the extrusion of urban grids)。事實上,本文認為庫哈斯所描述的城市狀態(tài)其實是聚集效應(【天津藝術留學中介機構哪個*好】effects of agglomeration)這一經濟學原理在城市空間上的表現(xiàn)。在這樣的語境下,高層建筑形態(tài)是經濟需求的結果,本質特征是龐大的空間體量及其所帶來自主性,即每一組"塔樓-裙房"都是一個獨立的小世界(fig 5)。在空間上,這與地平面場景模式在密斯的例子中所強調的開放性和連通性恰恰相反。

其實,上文所述的兩種不同的解讀之間并非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它們的共同點是對高層建筑和城市空間之間關系的探討,不同的是經濟關系和空間關系之間的因果順序。事實上,它們互補共存的例子離我們并不遙遠——香港的城市空間。

第五部分

地平面場景模式作為城市的子類型

不論是空間層面還是經濟層面,地平面場景模式拓展了建筑的可能性,它在建筑中播撒了層次更豐富、內容更混雜的城市的種子。正是這種不確定性和模糊性使地平面場景模式可以成為連接建筑與城市的橋梁?；谝陨系睦斫?地平面場景模式的概念也從建筑的子類型拓展到了城市的子類型。

在香港,相較于行走在傳統(tǒng)意義上的城市地面,穿梭于人行天橋、地下隧道甚至是商場的屋頂平臺已是更為常見的方式。正是這些在城市中容易被忽略的空間在不同的層次上互相連接,形成了城市中一套復雜而精巧的平臺體系。這種平臺體系可以看做是對地平面場景模式作為城市子類型的一種*簡單直觀的理解。然而,如果把它作為一種概念性的研究工具,地平面場景模式中也蘊含著不同的空間經濟關系。

香港嚴重的土地短缺迫使它挑戰(zhàn)傳統(tǒng)意義上由城市地平面定義的圖底關系(figure-ground relation) 。從*直觀的意義上來說,柯林羅(Colin Rowe)在《拼貼城市(Collage City)》中提出的圖底關系指的是將實體建筑看做圖(呈現(xiàn)為黑色),將剩余的虛空間看做底(呈現(xiàn)為白色)。由此,城市肌理被抽象成了一幅黑白圖解。這樣的圖解成立的基礎在于它的分析對象大體上可以被可轉換的二維關系所概括。然而,這在香港并不成立。如果將香港簡化成一個生物標本,從不同的位置取出多個橫截面,我們會發(fā)現(xiàn)在單一的截面中依然有著傳統(tǒng)意義上的圖底關系。但是,當【天津藝術類留學指南】這些截面互相疊加在一起的時候,香港作為一個整體就不能被這種二維關系解析了。因此,本文認為"地面"的概念不再適用于香港的城市空間,相比之下,多層次相互交錯疊加的城市"平面"是一種更合適的角度。 這種特殊的空間狀態(tài)也孕育了一種新的公共空間與私有空間的關系(public-private spatial relationships)。使其依據(jù)不同的使用功能被重新排布交融,成為一個有機整體。這些復雜的空間關系帶來的是功能(programme)、使用者(user)和所有者(stakeholder)之間關系的不確定性。特別是當我們加入時間的維度之后,這種空間經濟關系變得更加模糊。在本文的語境中,地平面場景模式正是描述這些復雜關系的工具。位于香港中環(huán)的金鐘廊(Queensway Plaza)是整個城市地平面場景模式中的一個普通片段。也正是它的普遍性使得它可以成為我們研究龐雜城市體系的一個樣本。

地處港島線中環(huán)與灣仔之間的金鐘站是連接港島和九龍的重要交通樞紐,是香港交通連接系統(tǒng)的重要節(jié)點。金鐘廊就是建在這個交通節(jié)點上的一個小型商場,于1980年由香港*投資建造。一方面,它是一個城市公共空間中的人行天橋,連接著巴士總站,地鐵系統(tǒng)以及多個辦公塔樓。另一方面,它是一個零售商業(yè)空間。這兩種空間的結合使得在非商場營業(yè)時間金鐘廊的大門也會保持敞開。它的建筑形式非常普通,只是一個架在空中的灰色扁平盒子(fig 6)。然而,通過如此簡單的建筑手法創(chuàng)造的是一個抬起的人造地平面,從而建立了一個有著商業(yè)功能的城市交通節(jié)點(fig 7)?，F(xiàn)在這樣的空間我們也許并不覺得新奇,但是它在三十年前的香港是重要的創(chuàng)新。這種"天橋上的商場"也因而有著范式的意義。

將金鐘廊看做范式,這種地平面場景模式既不同于密斯在城市中創(chuàng)造的展館式空間,也不同于擁塞文化下占滿地塊的裙房模式。在高樓林立的香港城市空間中,孤立的塔樓們正是因為有了像金鐘廊這樣的城市片段存在,才由個體的集合變成了有機的整體。因此,整個香港城市肌理不再是二維的黑白圖底關系,而是一個精密的三維空間系統(tǒng)。推動這種轉變的核心要素正【天津留學培訓哪家機構好】是城市層面中的地平面場景模式。因而,它可以被看做是一個城市的子類型。

第六部分

另一種城市宣言

雖然庫哈斯從未宣稱以類型學的視角研究城市,但在其七十年代的著作《癲狂的紐約》一書中,借下城健身俱樂部為代表的高層建筑類型反映都市擁塞文化的研究方法即是從建筑主導類型(dominate type)入手觀察城市的的一次理論實踐。隨后的幾十年中,"塔樓-裙房"模式幾乎成為了大都市的建筑范式。

但在當代香港的語境下,即使塔樓依然是城市中*顯著的空間產物,但它已不再是具有主導性的建筑類型。在香港錯綜復雜的城市空間經濟關系之下,建筑主導類型已經難以被簡單地定義。然而,子類型的概念為我們觀察城市提供了新的實踐。于是, 本文認為城市尺度下的地平面場景模式才是香港具有主導性的空間語匯和組織邏輯,連通一系列城市空間的金鐘廊是其中具有范式性的片段;塔樓本身只是交疊的城市平面之間的填充物。這是一種新的城市宣言。

結語

本文對傳統(tǒng)意義上類型的定義進行解構,提出了子類型的概念。并以地平面場景模式為例,將子類型作為建筑與城市兩個研究范疇的連接媒介,使其成為一種新的觀察城市的方法論。

至此,本文分上下兩篇呈現(xiàn)了從理論化的方法論(類型的細分)到新的研究工具(地平面場景模式)*后到一種新的城市宣言的過程。這種研究方式與其推導出的結論同等重要。